那天是九七年六月二十日，朱牧飛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當訪問學人，表面是趁安息年（工作第七年）進修，實則是趕在政權交接前避走。「政府暗示叫我避一避，那我去讀書吧。」
他 年幼失雙親、年老徘徊過鬼門關，但他說，遠不及紐約那一年難過。「心情很差，很消極，有些不忿、不甘，為何做了那麼多事，要被迫流落外地。家人不在身邊， 心又牽掛香港。」身在頂級學府，朱牧沒有做學問，每天到 Riverside教會的祈禱室，對着耶穌畫像，求神讓他振作。「我問，會不會永遠流落在外國？」有次與《文匯報》前總編輯金堯如吃飯，愈講愈悲憤，他還 喝了多年未沾的酒。
他收到很多家書，笑言多得可以付印成書，但始終不及有次太太親身到紐約看他。「好高興，好高興，我還帶她到卡內基（ Carnegie Hall）聽音樂會。」幾個月後，他找華叔問路，確認能回港，才結束心理上的流亡。那年聖誕，朱牧回港試水溫，平安夜支聯會在尖沙嘴鐘樓底辦活動，朱牧再 見華叔，兩老激動，相擁良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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